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 (Makhno Biography) （Махно 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1888年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 　　乌克兰无政府共产主义革命者，1888年11月7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乌克兰地区的古利亚伊波列的贫农家庭。12岁时辍学在贵族农地和富农农场里打工。17岁时在古利艾波列成为油漆工，随后又在当地的铸铁厂当铸造工。在此期间他开始参加革命政治活动。1906年加入当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同年因筹集活动经费抢劫而被当局逮捕、审判、无罪释放。1907、1908年被两次逮捕。　　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释放。出狱后组建农民联盟，反对临时政府等到立宪会议再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定，而力主立刻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分给农民，之后便着手实行。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他组建革命拯救委员会，要求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保证民众拥有生产资料的权利。1918年1月初因卡列金政变和布尔什维克暂时结盟，但因布党的镇压扩大化措施对其抱有疑虑。德国占领乌克兰后，他于6月抵莫斯科访问，会晤克鲁泡特金，后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党高层领导人进行谈话。7月重返乌克兰，号召人民反对德奥占领军和剥削者，并多次亲自袭击占领军机关，因此成为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此后逐渐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即自由地区。德国投降后，右派社民党人温尼琴科和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重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向布党势力和自由地区进攻，马赫诺再次和布党合作，击退乌军。但邓尼金插入战局，黑军方和红军方在1919年1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之后，进行了反白军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双方仍有摩擦和严重不和。5月，邓尼金军再次发起强大攻势，马赫诺利用红军的败退，扩大势力规模，坚决抵抗邓尼金，同时号召反对共产党人。在9月的邓尼金新攻势中，马赫诺和彼得留拉进行有限合作，9月24—25日击溃来犯的邓尼金军，为红军的反攻创造了条件，自由地区的势力也于10月达到顶峰，而布党也于年底控制乌克兰大部分地区。1920年1月8日，红军方面勒令黑军部队赴前线抵抗波兰军队，马赫诺拒绝从命，此后红军便开始了针对其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但邓尼金的接任者弗兰格尔在9月发动新攻势，红军被迫再次与马赫诺签署政治军事协议，双方通力合作，于10月底彻底击败了弗兰格尔军。11月23日，红军撕毁合约，要求黑军接受整编，调至高加索前线。黑军方拒绝后，红军于11月26日发动了全面进攻，1921年8月26日自由地区被摧毁，他本人逃亡罗马尼亚，几近辗转终于抵达巴黎，长期参与国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1934年7月25日死于结核病。 ========== 革命时期的文件 〔诗〕召唤（1907年）（附俄语原文）马赫诺主义者宣言（1918年）【附录】加米涅夫和马赫诺之间的电报交换[1919年5月12日] 加米涅夫1919年5月12日致马赫诺的电报1919年5月12日复加米涅夫的电报1919年5月12日—5月13日再致加米涅夫的电报谁是格里高利耶夫？（1919年5月18日）第416号电报（1919年5月31日）【附录】马赫诺主义运动（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2日）【附录】九十二号密令（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3日）【附录】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24号命令（托洛茨基等，1919年6月4日）1919年6月9日电报 : 马赫诺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1号命令（1919年8月5日）自由地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文本（1919年11月5日）马赫诺主义者的一些公告（1920年)致所有国家的犹太人 关于马赫诺运动的文本 马赫诺运动史（阿尔西诺夫，1921）[很快就会发布] 记忆中的马赫诺：门诺教派和马赫诺主义者对1917-1921年乌克 喀琅施塔得起义 反犹太主义与马赫诺主义者 西蒙·卡列特尼克

英语原文链接：Vyacheslav Azarov: Kronstadt Revolt 作者：Vyacheslav Azarov 与古里亚波尔的联系 正如一代又一代苏联历史学家所写，1921年3月初，在革命的中心地带——克朗施塔特发生了反革命叛乱的消息，动摇了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将我们与克朗斯塔特起义阻隔的80多年中，研究人员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版本的起因：从白卫军或外国情报人员的阴谋到饥饿起义或消灭共产主义的弊端。其中一些版本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它们与苏联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不相容。在这些被忽视的版本中，有一个是我偏向的。这一版本是由第一位研究起义的学者普霍夫（A.Pukhov）提出的，多年来一直不为大众所知，后来仅在专门的专著中提及。 来自南方的征兵 如果我们借助于苏联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史专家卡涅夫（S.Kanev），克朗斯塔德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变得更加清楚了，而这场起义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在含义。在其主要著作《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中，他提出了以下主张： “在25000名克朗施塔特水手中，有1万多人是乌克兰的应征者，主要来自马赫诺一伙人活跃的地区（raions）。这些人给水手们带来了中农（seredniak）对”余粮征集制”（prodrazverstka）不满的情绪。这些农民中的许多人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的队伍，他们已经受到了马赫诺主义理想的感染。”[1] 这个对于了解克朗斯塔特事件至关重要的观察结果得到了其他来源的证实。例如，参加镇压起义的乌里茨基（Bolshevik）就以布尔什维克恶意的语气写道： “彼得格勒海滨的渣滓、曾经的学生、马赫诺派和邓尼金派（Denikinist）战俘——这些是克朗施塔特的红军和海军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克朗施塔特的港口为船只提供了船员。”[2] 而南部军区（芬兰湾）政治科科长谢尔盖耶夫（I Sergeyev）回忆说，“那一时期的克朗斯塔德水手中，80%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的农民。”[3] 普霍夫最先调查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整个1920年，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人员严重短缺，高达了60%！直到1920年底，舰队才得到大量增援，其中80%是农民。但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农民呢？与在西北各省对波罗的海舰队进行的正常动员不同，这次增援“由南俄罗斯的应征居民和库班（Kuban）地区的部分哥萨克人组成”[4]让我们澄清一下，普霍夫在这里将乌克兰指作“南俄罗斯”，随后又一再证实这些新兵是乌克兰人。 “这些年轻的水手们主要是从内战期间被土匪袭击过的地区，和这一伙人活跃的地区上（马赫诺、斯特鲁克（Struk）、马鲁西亚（Marusya）、安吉尔（Angel）、格里戈列夫（Grigoriev）……），染上了无政府土匪主义的思想。”[5]我们注意到布尔什维克使用的“无政府土匪主义”主要是指马赫诺主义（Makhnovshchina）。普霍夫还指出，新兵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1918-1920年南方游击队或土匪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经验更丰富的乌克兰新兵则被公开称为“马赫诺主义者”，他们被分成四个训练单位——“初级水手分队”，然后分派到芬兰湾的船只和堡垒上。 为第四训练队征兵的地区是众所周知的。第一团的百分之七十是来自敖德萨省（Odessa）、波多尔斯克省（Podolsk）和伏林斯克省（Volinsk）的土著；在基辅（Kiev）、切尔尼科夫（Chernigov）和波尔塔瓦省（Poltava），第3和第4团的90%已经动员起来；第五团由“几乎全部来自敖德萨省巴尔塔乌耶兹（Balta）的逃兵”组成。”[6]在其余的训练单位中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成分。此外，第一支队的特点是库班哥萨克人（Kuban Cossacks）的比例很高。普霍夫坦率地说，新增援部队的显著变化不仅体现在舰队的组成上，还体现在其政治态度上。然而，甚至在1920年底增援之前，舰队的氛围就已经改变了。 因此，根据1919年7月20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的报告，“在船上（安德烈·佩尔沃兹凡尼号）的工作人员审阅了150名新的水手同志，包括格里戈里耶夫和马克诺的前部队。”[7]我们相信这不是个例。此外，安德烈·珀沃兹凡尼号战舰在起义开始时停泊在克朗斯塔德港，准备退役。[8]此时波罗的海舰队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尚未开始。这有力地表明，叛乱分子队伍中有前马赫诺派。在波罗的海起义时，将马赫诺派加入波罗的海的做法已经很好地确立，最近一波的马赫诺派遇到了早期的马克诺派征兵浪潮。 复员回家 这一观点得到了发起暴动的克朗斯塔德水兵（Kronstadt Revkom）头目彼得利琴科（S.Petrichenko）传记中的事实的证实。据最新资料显示，他出生在卡鲁扎省（Kaluzha），但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家人搬到了扎波罗齐亚（Zaporozhia），在那里他上学，然后成为一名金属加工工人。1913年，他被召入波罗的海舰队。诚然，作家普罗霍罗夫（Prokhorov），本着新俄罗斯的精神，把的彼得利琴科描述成一个“从来不是一个马克诺主义者”的“诚实的俄罗斯水手”，并形容叛乱分子自己支持“所有政党的平等权利”。[9]但我们决不能让新的政治模式把问题混淆。关于彼得里琴科在扎波罗齐亚的家的信息解释了很多事情。 首先，阿列克山德罗夫斯克（Aleksandrovsk（扎波罗齐亚））实际上位于马赫诺派自由区的中心，经常被马赫诺派占领。其次，根据普霍夫的研究，1920年4月，彼得利琴科获得了短期休假去他家，但在那里逗留了3-4个月，9-10月才回来。回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舰后，他“在与战友们的谈话中表达了对巴特科·马赫诺的同情，认为他是乌克兰农民的领袖。”[10]可以将彼得利琴科的休假与乌克兰历史学家肖普（V. Chop）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根据他所提供的，“彼得利琴科曾是古里亚波尔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11]普霍夫从他的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即“克朗斯塔特兵变期间的彼得里琴科是一个所谓的无政府匪徒集团的领导人，该集团与另一个集团——军官集团混合在一起”。[12]我们需要记住，“无政府土匪”是马赫诺派的代号。 最后，马赫诺派在克朗斯塔德起义被镇压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普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于是，苏联历史学家什切季诺夫（Yu. Shchetinov）将叛乱分子临时革命军发表的新闻第一期中的信息贴上宣传标签，“关于马赫诺和老安东诺夫的匪徒支队即将向克朗斯塔特提供援助。”[13]此外，马赫诺主义者戈洛瓦诺夫 （V.Golovanov）一案的研究人员援引沃尔科文斯基（V.Volkovinsky）的话写道，马赫诺派的参谋人员仅在4月7日通过无线电向叛军克朗施塔特致意，“马赫诺不知道克朗施塔特不仅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埋葬在6英尺以下。”[14]然而，根据谢马诺夫（S.Semanov）的最新研究，不是在4月份，而是“已经在3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收到了一份来自马赫诺派野外电台的简报，宣布‘自由哥萨克将与克朗斯塔特的勇士们联合起来对抗可恨的暴君政府的时刻即将到来’”。[15]此外，克朗施塔特也听到了马克诺派的声音，广播电台在那里播放了大致相同的话。 粮食恐怖 克朗施塔特起义在乌克兰的起源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919-1920年冬天，邓尼金通过乌克兰向南撤退，并从1919年收获的粮食中运走了任何尚未被白军后勤机构运走的剩余粮食。但是在乌克兰右岸南部和左岸的部分地区，农民们避免了这种掠夺。因为马赫诺扰乱了邓尼金的后方地区，红军才得以保卫莫斯科，随后而来的志愿军占领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奸诈地消灭了暴动的军队，他们因与邓尼金的战斗和斑疹伤寒病的流行而精疲力尽。同样，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镇压了南乌克兰农民的无政府主义趋势。用苏联研究员捷列先科（Yu.Tereshchenko）的话说。“1920年苏联当局在乌克兰的粮食政策的特点是强化了”战争共产主义“的措施。[16] 实际上，这意味着以下几点。根据1920年关于“余粮征集制”的法令，“盈余”只能从三个以上的“富农”农场没收。但是，如果临时配额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那么谷物可以从任何储存设施中被没收。[17]例如，在整个乌克兰被征用的1.58亿普特中，叶卡捷琳奥斯拉夫省和赫尔松省的马赫诺运动地区分别占了3790万和4716万普特！1920年10月，在乌克兰，199名粮食征用队（prodotriyads）人员和5300名“粮食士兵”积极参与完成这些配额。[18]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契卡广泛参与“余粮征集制”体系、后方部队的搜寻或贫农委员会的活动。布尔什维克为了养活自己的军队和在前一年与白军的战争中破产的俄罗斯各省，无情地没收了粮食。征集的顶峰出现在夏末1920年秋初。即使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1920年的“余粮征集制”的配额才仅完成了40%，人们可以想象这些村庄的抵抗！ 只要有一个粮食市场，任何“余粮征集制”和国家粮食垄断。都必然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在丹尼肯运动最后失败后，1920年11月1日，乌克兰革命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全面禁止粮食自由贸易。对此的反应是城市和农村之间自发的易货交易，在苏联的术语中被称为“小投机”。农民和工人往返于城市和村庄，用（工人制造的）制成品交换食物。这就是为什么1920年5月6日颁布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活动的法令，并建立了封锁部队。在1920年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部队收缴了大约40万磅的农产品。[19] 针对这种针对农民的粮食恐怖，马赫诺发动了报复性的“黑色恐怖”。游击队破坏了铁路线，使粮食运输困难，并劫持了火车。虽然被马赫诺俘虏的普通士兵通常被释放，但粮食征集队的队员经常被集体歼灭。在游击队占领的人口点，关闭了苏联的所有机构。但是，对人民的粮食和地方机关却保留了严厉的报复。通常，马赫诺派把没收的产品退还给农民，例如在曾科夫镇（Zenkov）（波尔塔瓦省）。[20]1920年夏天，叛乱分子军队的远程突袭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消灭粮食恐怖机构。 农民的海军 1920年秋第三次苏维埃和马赫诺派协定缔结，并开始对弗兰格尔（Wrangel）发动联合进攻，在这之后，形势有所好转。然而，在克里米亚被占领后，布尔什维克又利用了他们的传统策略。同1919年12月一样，红色总部命令精疲力尽的叛军前往波兰前线。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把叛乱分子从他们的补给基地和支持他们的人口中隔开。一旦被转移到一个由红军包围的陌生环境，就意图通过契卡小队消灭“马赫诺主义精神”。按照同样的计划，在11月底弗兰格尔战败后，伏龙芝（Frunze）立即命令叛乱军转移到高加索前线。在这两起事件中，马赫诺因为拒绝“履行命令”被宣布为叛国。1920年秋，南乌农民被动员起来，用卡涅夫的话说，这些农民“曾在无政府主义支队呆过一段时间”，他们被派去加入波罗的海舰队的船员和岸上部队。波罗的海舰队是锻炼布尔什维克革命干部的锻造台，它在十月政变期间是主要力量来源。在远离现役军事“剧院”的地方，舰队似乎可以很容易地整肃反叛的马赫诺派。然而，就在此时，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Pubalt）完全放弃了普通士兵的思想工作。此外，布尔什维克政权尚未对军事人员与家乡之间的通信进行全面监控。苏维埃与马赫诺的协定被打破后，叛军遭到了南部前线部队的进攻。但是叛军没有被消灭，难以捉摸的马赫诺军击败了红军的优势部队。然后布尔什维克又提出了对自由区进行军事占领的想法：动用人海战术派出大量军队。当然，这些军队所需的粮食不会从别的地方掠夺，他们会抢走这些海军的家乡人的每一粒面包屑。来自南方的信件给波罗的海舰队的船员们造成了极度的担心。很可能，到了冬季末，在被掠夺干净的乌克兰南部村庄里，真正的饥荒就会开始。仅这一事实就使得克朗斯塔特起义变得不可避免。 此外，和南方的新兵一样，克朗施塔特的退伍军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船员也是农民，他们大部分来自西北省份。由于复员的压力，以及无法迅速培训大批海上专家，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又犯了一个错误。为了缓解压力，他们开始让长期服役的海员复员回家。但这些水手在家里所观察到的惨剧，只会激起他们叛变的情绪。塞马诺夫（Semanov）研究了最近解密的档案，他说，水手们向舰队政治部提出的绝大多数投诉都与他们的家乡情况有关，特别是“余粮征集制”和省级当局的暴政。[21]随后，附近的彼得格勒开始动乱。 彼得格勒动乱 1920-21年冬季的特点是燃料和运输危机。粮食和煤炭都没有从南方运来，冬天过的很糟糕。工人们的口粮不断减少，为了使自己免受寒冷，他们以惊人的规模拆除了城市的木屋。此外，工人不仅被他们自己的工农政府剥夺了罢工的权利，甚至还有自愿辞职的权利。无产者成了自己工厂里的囚犯。与此同时，义务劳动动员的范围不断扩大，劳动大军的新兵和分配到“经济战线”的军事人员不断增加。后两类人住在营房里。工人绝望到尽管政府禁止，也要在最大的彼得格勒工厂举行会议和罢工。巴尔德斯基（Baltisky）和特鲁博奇尼工厂（Trubochny）、“军火库”和奥布霍夫斯基工厂（Obukhovsky）、罗森克兰茨工厂（Rozenkrantz）以及数十家较小的企业遭到罢工。自发会议提出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取消封锁部队从农村返回的工人手中夺取货物的做法，并允许自由贸易。只有在这些地方，这些经济需求才体现出政治层面：苏联民主化，召开制宪会议等。这显示了事件的真实过程。起初工人的自发游行只要求经济自由。直到后来，当孟什维克、社革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在他们中间鼓动时，他们的经济诉求才有了政治色彩。 塞莫诺夫（S. Semonov）最近的著作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彼得格勒工人的处境和1921年2月的动乱。我将仅限于从1921年3月1日——克朗斯塔特起义开始之日——作者引用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录： “我们必须仅报道关于克朗施塔特和彼得格勒暴动的新闻，因为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得到半磅面包，这还不够。用钱买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民兵镇压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因此，现在城市居民已经杀害了四名民兵，现在发生了暴乱，谁也不知道暴乱将在何时结束。水手们在暴动。他们想要自由贸易，春天就会反抗共产党，因为这里所有的水手和红军士兵都不想要公社，都在呼喊“打倒公社，给我们自由生活”[22] 考虑到1920-21年冬季彼得格勒的罢工浪潮，最能激起克朗斯塔德起义的事件似乎是2月24日的示威。特鲁博奇尼和巴尔德斯基造船厂的国防工业工人在勒弗梅烟草厂（Leferme）女工（总共2500-3000人）的支持下走上了瓦西里夫斯基岛（Vasilevsky Island）的街头。300-400名示威者，其中有水手和士兵，前往了彼得格勒海军基地警卫室所在的德尔雅宾斯基（Deryabinsky）兵营。示威者很快解除了军营警卫的武装，释放了一些囚犯。当局迅速作出反应：红色学员部队被派往瓦西里夫斯基岛，示威活动被驱散。 这是不可避免的起义的又一个预兆。红色学员的“军官”部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最可靠的部队，在南乌克兰被征用于特殊的制裁行动。特别是，他们在这种行动的道德问题使正规军事部队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被征用。因此，一个彼得格勒军官学员旅于1920年11月参与了对克里米亚的马赫诺派组织参谋人员的秘密扣押和枪决，并参与了同年12月叛军从该地逃出后在安德烈耶夫卡村（Andreyevka）的惩罚性行动。同一天（2月24日），根据彼得格勒苏维埃戒严令的一项决定，伊斯波尔科姆（Ispolkom）在该市宣布戒严。 原文中注释 1. S. N. Kanev,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Lire la suite 喀琅施塔得起义 / Kronstadt revolt

马莱特（Malet）发现，尽管有不实的指控，马赫诺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记录在案马赫诺主义者的反犹太主义事件少于包括布尔什维克红军在内的敌对军事力量。 一个后来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者揭露了马赫诺反犹太主义的谎言，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马赫诺运动也摆脱了这个指控。泰珀（Teper）说，马赫诺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在巴勒斯坦呆了一段时间，她说服了她的一些乌克兰犹太同胞，马赫诺并不是大屠杀的实施者，她说，如果他是，她也是，并驳斥了他们对马赫诺的错误和高度扭曲的个人描述认识。马赫诺对反犹太主义对他本人和该运动的指控深感关切。1926年6月，他在巴黎的一个俱乐部与一位名叫凯塞尔（Kessel）的小说家进行了一场辩论，这位小说家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关于马赫诺的浪漫故事。在他去世时再版的一篇文章中，马赫诺说： 我第一次挑战犹太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苏联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指责我自己和乌克兰革命农民和工人解放运动对乌克兰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我告诉他们，与其散布这种恶毒的诽谤，他们最好坦率地说明我或我的起义分子在哪里、何时挑起或参与了大屠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证据。【1】 即使没有这些消息来源，也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马赫诺本人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安东诺夫说，在1919年春天，没有任何理由指控马赫诺，他进行了对反犹太主义的斗争。安东诺夫转载了当时古里亚波尔（Hulyai Pole） RVS执行委员会就马赫诺和Veretelnyk的请求提出的反对反犹太主义的申明。1920年，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乘坐新成立的革命博物馆（Museum of the Revolution）的火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巡演时，与东道主米科莱夫（Mykolaiv）的女儿进行了交谈。她听到马赫诺在那里讲话，威胁要无情地惩罚任何大屠杀制造者。1919年8月5日，Izvestiya报道了杀害Hryhoriyiv的事件，并在随后的会议上引用了该决议，其中对Hryhoriyiv的指控之一是反犹太主义。当时两个月前，真理报发表了一份反对大屠杀的马赫诺的申明。即使是邓尼金，虽然声称起义分子是反犹太主义者，也说马赫诺本人不是。 大多数指控都是非常模糊和笼统的，提交人也不太可靠。有人不仅暗示，马赫诺谋杀和折磨了数千名犹太人，摧毁了乌克兰南部的所有犹太定居点，但由于来自彼得留拉的压力，他也发布了一份反对大屠杀的公告，，反过来又受到西方盟国的压力！凯塞尔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马克诺对大屠杀的无数澄清和反驳并不仅仅是为了露面。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马马赫了运动发生的任何事件（我们稍后将提及一些事件）都违背了马赫诺自己强烈的信仰、倾向和命令。在这方面，他在乌克兰的其他哥萨克人中脱颖而出。一位作者列举了斯特鲁克、赫里霍利耶夫和谢佩尔对1919年（最糟糕的一年）的许多大屠杀负有责任，并将其中一个数字归因于其他哥萨克人和民族主义者：没有人指控马赫诺。1919年1月至9月期间，俄罗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央委员会提供了下列统计数字：基耶夫省210起大屠杀，沃林56起，波多62起，赫尔松23起，波尔塔瓦1起，波尔塔瓦5起，切尔尼希夫7起，卡泰里诺斯拉夫镇1起。最严重的犯罪者是有15000名受害者的民族主义者，然后是有9500名受害者的志愿军和赫里耶夫；其次是索科洛夫斯基、斯特鲁克、耶森科和苏联军队（500名受害者）。再次没有提到马赫诺，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大屠杀都发生在乌克兰西部的右岸，当地的哥萨克人和民族主义者都很强大。很少发生在左岸，在那里马赫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是在卡特里诺斯拉夫和赫尔松省：没有在卡特里诺斯拉夫或Tavria省。即使犹太人参与左岸贸易的程度较低，但几乎完全没有反犹太主义的表现，这也表明，在反犹太主义迅速流行之际，马赫诺的呼吁并没有被民众忽视。乌克兰东南部有许多犹太人定居点。 在同盟国和拉达向古里亚波尔推进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不幸的事件。当地民族主义者赢得了一家犹太志愿者部队。这一点，再加上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列夫·施奈德（Lev Schneider）的背叛行为，他撕毁了巴枯宁和该组织办公室其他人的肖像，导致当地民众对犹太人产生了反感。在7月返回时，即使是马赫诺也指出，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并不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侵略者：他说，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一样，被分为富人和穷人。 1919年2月，马赫诺召集了当地犹太定居点的领导人，听说有几起抢劫和殴打事件，敦促他们组织自己人进行自卫，并为此目的给了他们步枪和弹药。当有人对这种持续的反犹太情绪表示不满时，他和新成立的军队文化教育部门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大量会议。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这种感觉。在已知的三起事件中的第一起，Tsarekostyantynivka地区的一支分遣队拒绝服从他们的指挥官Kurylenko，并掠夺了犹太定居点。马赫诺没有记录针对他们的任何具体行动，但宣布今后对此类活动判处死刑。就在卡门涅夫来看马赫诺的那一天，马赫诺正沿着贝尔德扬斯克线往上走，在古里亚波尔与他会合。在基里夫卡车站的途中，他注意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粉碎犹太人，拯救革命，马赫诺万岁！”！【2】当发现责任人，站长凯兹尼是一个起义分子，一个曾与白军战斗过的私人朋友，尽管如此，马赫诺还是在不久后开枪打死了他。1919年5月12日，大约20名犹太人在古里亚波尔犹太人定居点被谋杀。目前尚不清楚德门吉领导下的起义分子是否对此负责，也不清楚当地农民是否在听说三名叛乱分子在殖民地被谋杀后进行报复，但一个由尼古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他是著名起义分子奥列克桑德·丘本科（Olexander Chubenko）的兄弟，彼得罗夫（Petrov）是马赫诺派部队的首席政委，三个普通的叛乱分子被派去调查和审判这个案子。决定将所有被判犯有大屠杀罪的被告送上前线。马赫诺认为这不够好，让案件在第二天重新审理，并说服委员会枪杀了头目。1920年8月，在与一些民族主义分遣队联合后，什刹基村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马克诺让10到15名头目同时被枪杀。马赫诺主义的报纸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对我们运动的良好声誉的污染”。【3】 除了某些个人考虑——一个犹太人在1918年7月帮助他越过俄乌边境，以及与包括沃林和移民尤西夫在内的一些犹太人的友谊——马赫诺对反犹太主义的敌意的基础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是一种国际信条，明确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仇恨与个人自由和平等社会不相容。这一观点在许多马克诺派的公告和传单中都有体现，在1919年7月底，就在赫里霍利耶夫被处理之后，发布的“1号命令”中最为明确： 一 我们革命军的目标，以及每一个刚刚加入革命军的起义分子的目标，是为把乌克兰所有的劳苦人民从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因此，每一个叛乱分子都必须不断地记住，并在他可能在的任何地方付诸实践，即那些在革命暴动的掩护下，寻求满足其利益、暴力或以牺牲和平的犹太人为代价的掠夺的人，是没有容纳的地方的。 二 每一个革命叛乱分子都要记住，自己的敌人和全体人民的敌人，都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俄国的、乌克兰的、犹太的；他们的敌人都是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人，如苏维埃委员、镇压性远征军和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走街串巷，折磨那些拒绝服从独裁统治的劳苦人民。每一个叛乱分子都奉命逮捕这些远征军、契卡或其他协助镇压和服从人民的机构的任何成员，并将其转交给军队工作人员；在抵抗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就地射击。另一方面，对任何和平劳动者的一切暴力行为，都是不符合革命起义分子的规定，应当处以死刑。【4】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马赫诺运动内部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较低，而不仅仅是马赫诺在这件事上的个人记录，那么，来自外部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来自当地务农的犹太人继续参与这一运动，将提供这一证据。其中一位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在1919年离开了他，她说她这样做是因为他扭曲了无政府主义，而不是他的反犹太主义或他的追随者。1919年初，尽管这家犹太公司在1918年有过不好的经历，但还是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电池公司，由一家犹太公司提供服务。至少有些炮兵曾在大战中服役。就在他们去前线前，马赫诺和他们开了一个移动会议。他们后来顽强地抵抗了白军的进攻，许多人包括他们的指挥官被杀。 与沙皇帝国的许多其他革命运动一样，犹太人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影响非常强烈。这主要是由沙皇的反犹活动造成的。马赫诺本人，越来越关注军事事务，倾向于把宣传，包括反犹太主义的斗争，留给当时抵达古里亚波尔的知识分子。军队文化教育科的主要成员中，一个叫阿尔希诺夫，是俄罗斯人，另一个叫埃肯鲍姆沃林，是一名犹太医生。如前所述，沃林积极参与了“自由之路”和1920年10月至11月关于第四条的谈判。该科的其他犹太成员包括印刷工阿利·苏霍沃斯基、移民尤西夫和该科秘书叶莲娜·凯勒。尤西夫曾是RVS的成员，马赫诺的密友。科根，一个犹太定居者，在1919年上半年曾是RVS的主席，但后来又离开工作在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定居点。康特拉维德卡的首领列夫·扎多夫·津科夫斯基是犹太人。1920年，马赫诺运动的主要无政府主义者阿伦·巴伦也是一名犹太人：苏霍沃斯基也活跃在当时的运动中。当Baron与马赫诺争吵时，甚至没有任何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也没有在1920年9月举行的纳巴特会议的决议中，Baron表达了他对马赫诺运动的幻灭和失望。 更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指控包括1919年春来自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的报告。再一次，这些指控并不具体。3月下旬，最高军事检查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认为，卡泰里诺斯拉夫发生了“无政府反犹太人”的骚动，扰乱了驻军；马赫诺部队的反犹太主义在增加。4月中旬，迪本科师委卢科姆斯基报告说，“真理”支队组织混乱，反犹太情绪强烈，但没有提到其他马赫诺部队、四团和炮兵。4月底，一名装甲火车上的宣传人员说，政治活动家拒绝在马赫诺的部队工作，导致土匪活动、大屠杀和殴打犹太人。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很可能在没有证据和反犹太主义成为必要原因或后果的情况下，找到了敌对气氛。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指控，我一直在仔细审查那些要么是当代的，要么可以引用章节和诗句，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一个证据是，卡泰里诺斯拉夫大学讲师伊格伦耶夫于1918年12月是接触了一支马赫诺机关枪分队。指挥官说： 我们的小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将军，沙皇军队的一个副官。他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像那些被犹太人收买的小流氓。我们只杀犹太人和德国人，他们毕竟是主要的资产阶级。【5】 这是无可救药地与幻想混淆在一起的文本。这将是对古特曼、利沃夫斯基、霍奇森和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侮辱。 最后一句话应该交给犹太历史学家切里科夫，沃林与他记录了一次采访，但他也独立作证。沃林记录下他是这么说的 1.不可否认的是，在包括红军在内的所有这些军队（内战中）中，马赫诺主义者在对待平民，特别是犹太人方面表现得最好。对此我有很多证词。与其他军队相比，对马赫诺运动军队的合理抱怨比例微不足道。 2.不要让我们谈论所谓的大屠杀是由马赫诺本人组织的。这是诽谤或错误。什么都没发生。至于马赫诺派军队，我对这个问题有过暗示和明确的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每次我试图核实事实时，我都不得不宣布，在所讨论的那天，没有一支马赫诺派部队能够到达所指的地点，整个军队都离那里很远。在仔细研究证据后，我每次都确定了这个事实，即在大屠杀发生的地点和日期，没有一支马赫诺部队在附近活动，甚至不在附近。我一次也没能证明在犹太人大屠杀发生的地方有一支马赫诺部队。因此，有关的大屠杀不可能是马赫诺派的工作。【6】 标注： 1. Le Libertaire, 3 August 1934. 2. Arshinov, Istoriya Makhnovskovo Devizheniya, p. 208. 3. Lebed, D., Itogi i Uroki Tryokh Let Anarkho-Makhnovschiny (Kharkiv,… Lire la suite 反犹太主义与马赫诺主义者/Makhno and antisemitism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6278848 译文不代表译者立场 作者：Sean David Patterson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每一组文献的历史叙述，考察了1918-1921年俄罗斯内战期间，内斯特·马赫诺的军队与乌克兰南部门诺派聚居者之间的冲突。本文运用解构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和詹姆斯维尔奇的分布式集体记忆理论，分析了每一个群体的历史叙事的性质及其偏见，他们各自作品的背景，以及这些相同的叙述如何包含对方观点的暗示。本文探讨了马赫诺派与门诺派的叙事关系。关于马赫诺派，本文认为，内斯特·马赫诺、马赫诺派幕僚长维克托·贝拉什和马赫诺的妻子加利娜·库兹门科的个人著作，以及该运动的两位知识分子沃林和彼得·阿西诺夫的历史，通过阶级分类来理解门诺派聚居者。本文将马赫诺的门诺派叙事分为自卫主义者和和平主义的叙述，它们都存在于报纸、回忆录和次要的历史叙述中。这篇论文展示了这两个门诺派的叙述是如何将马赫诺认定为敌人，但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马赫诺。本文分析了1919年艾森菲尔德大屠杀的目击者描述及其在当代史学中的表现，认为这一悲剧事件是有组织的阶级恐怖活动的结果。通过在“革命恐怖”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整个屠杀事件，出现了一种多视角的叙述，既包含了马赫诺派的叙述，又批判了门诺派的叙述。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 2011年夏天，我前往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齐地区。（1）在古里亚波尔（Gulyai-Pole）的当地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放弃斗争逃离乌克兰后，内斯特·马赫诺下令将一处战利品藏在一个秘密地点。其目的是为未来的新一轮斗争提供资金保障。马赫诺从未返回过他的祖国，根据当地的传闻，宝藏一直埋藏到今天。在我去古里亚波尔的旅行中，我翻阅了资料来源，甚至还和一位马赫诺的亲戚交谈过，但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宝藏位置的线索。最后，马赫诺彩虹尽头的黄金被证明和任何海盗的故事一样短暂，但即使马赫诺的黄金确实存在，通过找到它又能期待得到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通过捕捉一段具体的过去，把我对思想的想象变成“真实”的东西。（2）不知怎的，我相信这可能会让我更接近历史上的马赫诺，更清楚地了解他的运动及其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炼金术。无论是把铅变成金子，还是把过去变成“客观历史”，这个目标都令人沮丧地难以实现。走进马赫诺派研究的兔子洞，不可避免地让我面对众多相互竞争的历史、记忆、神话和传说，所有这些都在争相维护自己独特的视角。诗人兼博主玛丽·马歇尔（Marie Marshall）在《马赫诺》中写道： 我凝视着内斯特·伊万诺维奇·马赫诺的生活和性格，已经长出了胳膊和腿，越是这样，我越是抓不住真相，他就越是变成一缕烟，一个传奇似乎比现实更重要的人。现实退却成了肖像画——它能被重新夺回吗？（3） 马歇尔阐述了一个基本的现实，面对任何试图准确地代表马赫诺的生活和他的运动。在一个充斥着民间传说、意识形态斗争和迥然不同的文化记忆的文学主题中，如何辨别事实与虚构？谁是真正的马赫诺？或者换一种说法：是谁记忆中的马赫诺？ 一 背景 内斯特·伊万诺维奇·马赫诺是古里亚波尔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人，马赫诺拥抱无政府主义哲学，并成为一个地方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积极分子。该组织暗杀了当地一名警察局长后，马赫诺被捕，并被判处终身苦役。1917年2月革命后，马赫诺获释出狱。回到家乡后，他和其他地方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农民在该地区进行土地征用和再分配。1918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乌克兰期间，马赫诺指挥了一场针对占领者的农民起义。从这场叛乱中出现了所谓的“马赫诺主义运动”（Makhnovshchina）[“马赫诺运动”（Makhno movement）”。该运动在当地很受欢迎，成功地骚扰了驻扎在该地区的德国和奥地利侵略军。 在意识形态上，该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相联系，并积极招募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来协助宣传和社会改革。（4）马赫诺运动主要涉及自由选举的地方苏维埃的组织和土地的平等再分配。马赫诺派军队开始将自己视为公民自由组织自己的权利的守护者，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强迫。该运动高度怀疑中央集权，强烈反对政党政治,。（5）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占领国的撤出，乌克兰出现了权力真空。鉴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势力薄弱，各地方大国都宣称控制了乌克兰地区。马赫诺主义运动很快巩固了对古里亚波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势力。在随后的内战中，马赫诺派将与白军和红军并肩作战，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地区。马赫诺派的斗争将持续到1921年8月，红军最终背刺了该运动，马赫诺被迫流亡国外。 1919年秋天，白军穿过乌克兰南部向莫斯科挺进后不久，该运动掀起了高潮。马克诺马赫诺指挥他的部队攻击白军脆弱的后防线，严重影响了白军继续作战的能力，迫使白军指挥官邓尼金将军转移前线部队对付马赫诺。此后不久，红军击溃了白军。在邓尼金战败后，马赫诺派势力范围大大扩大，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直到1920年1月红军到达。 在此期间，马赫诺派占领了乌克兰南部众多的门诺教派聚居地。由于聚居地的广泛财富，马赫诺派将大多数门诺派确定为阶级敌人。此外，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庭和财产，许多聚居地建立了自卫队，首先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后来又与白军合作。对马赫诺派的到来，聚居地人员意识到了他们继续生存的直接威胁。早在德国占领期间，聚居地就遭受了一系列马赫诺派的袭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抢劫、谋杀和强奸。武装自己的决定使自卫主义者和那些坚持传统门诺派和平主义的人之间的聚居地大为分裂。在马赫诺主义运动占领下，门诺派家庭经常受到骚扰和虐待。他们经历的恐怖在1919年11月至12月达到高潮，当时马赫诺派军队在聚居地进行了一系列屠杀。 马赫诺派和门诺派在这些事件之后出现的历史，包含了完全对立的叙述。对前者来说，马赫诺及其运动是实践中无政府主义的证明，是群众自我组织能力的光辉典范。在马赫诺派文学中，门诺派从来没有提到过名字。相反，他们被简单地称为“德国殖民者”，或者更普遍地称为资本主义剥削者。此外，在马赫诺派文学的语料库中，没有一篇提到1919年的大屠杀。这些事件没有被提及，运动的积极方面得到了压倒性的解释。 相比之下，门诺派的叙述则把马赫诺运动描述成一种非理性暴力力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视野。马赫诺是一个完全消极的人物，对内战期间的大屠杀和门诺派的苦难负有个人责任。他被描述为一个恐怖分子或强盗，被对门诺派不合逻辑的仇恨所吞噬。门诺派的叙述突出了门诺派社区的殉难，特别是那些死于殉道者之死中的和平主义成员。一般来说，马赫诺派攻击背后的动机、运动的性质和马赫诺的具体角色都被粗略地对待。马赫诺运动与门诺派关系的历史及其明显不可调和的叙述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马赫诺不能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解释。即使对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来说，他的性格也有一种闪烁其词的缺陷。马赫诺派知识分子沃林奋力为马赫诺写传记。（6）未完成的手稿有明显的副标题“对人格之谜研究的贡献”。沃林描述了他试图解开马赫诺之谜的过程： “一个人可能与一个男人接触多年。但是，如果他的私人私密生活不在这种接触范围内，你将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性格。在我参与这项运动的六个月里，我与马赫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和他一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和他谈了很多。。。我经常和他一起吃晚饭。因此，确定马赫诺人格的特定条件是非常有利的。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知识总是短暂的。他那亲密的私人生活仍然完全不为人所知。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最重要的是，这会引导我深入了解他的个性。”（7） 看来马赫诺对他亲密的同志的吸引力和今天的研究人员一样强。对于那些不了解马赫诺的人来说，他的性格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或者是一个无政府、自由或恐怖的抽象象征。在历史文献中，马赫诺被分割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个性和表现形式。马赫诺被各种各样人地描述为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农民反叛者，一个乌克兰罗宾汉，一个土匪恐怖分子，一个大屠杀作者和张献忠。对于马赫诺的不同解释，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马赫诺运动的自己和乌克兰南部门诺教派聚居者的历史叙述。没有其他地方的记忆的马赫诺是如此鲜明的对比。 虽然马赫诺的真实心理可能永远不会像沃林所希望的那样被挖掘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保存下来的叙述来理解马赫诺及其运动。通过叙述的方式，我们发现了许多马赫诺运动的参与者，其中一些人的说法可以通过多种来源加以证实，另一些人则带有神话的痕迹，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却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历史影响。在可能的范围内，事实必须与小说区别开来，但正如阿伦·芒斯洛（Alun Munslow）所写的那样，“语言和记忆一样，可以回忆，但它永远不可能是现实。”（8） 本文的理论取向是自觉的解构主义。我用解构主义这个词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普遍怀疑历史是否有能力以公正的参照方式代表过去。这就是本文的方法论症结所在：历史的叙述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而且，历史的叙述形式经常调整和修改内容，以保持叙述的完整性。 必须强调的是，解构主义的立场并不认为历史只是一种小说类型。借用解构主义历史学家阿伦·芒斯洛（Alun Munslow）的观点，历史叙事是虚构的，而不是虚构的。（9）历史叙事的形态受到实际事件的制约；然而，这些非常真实的事件在成为叙事之前，必须通过人类思维的语言制约加以过滤。苏联符号学和文化史学者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解释道： 历史学家不能观察事件，而是从书面资料中获取事件的叙述。即使历史学家是对所描述事件的观察者……这些观察仍然必须在精神上转化为口头文本，因为历史学家写的不是所看到的东西，而是以叙述形式所看到的东西的摘要。当一个事件被一种语言重述时，它必然获得一种结构上的统一。这种事实上只属于表达层面的统一，必然也会转移到内容层面。（10） 具体来说，本论文将讨论马赫诺主义者和门诺教派在各自的历史中是如何相互融合的。本文将探讨门诺派作家对马赫诺及其运动的具体刻画，以及反之，如何服务于更广泛的叙事兴趣。换言之，我们将探讨叙事的“结构统一性”是如何在历史内容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 我的论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赫诺主义者和门诺教派的群体认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历史表征，以至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版本已经演变。事实上，一个人认为完全不同的事件被叙述是可以原谅的。 二 本项目范围 马赫诺派与门诺教派关系的演变和由此产生的历史叙述是本论文的主题。除了试图验证过去事件的事实情况外，我还将探索这些事件是如何作为马赫诺和门诺教派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被主观体验、解释和阐述的。对主要来源的仔细审查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分别通过目击者回忆录、历史书籍、报纸和文件介绍马赫诺派和门诺教派的叙述。第二章将包含对马赫诺回忆录的细读，以及马赫诺派知识分子沃林和彼得·阿尔希诺夫以及马赫诺派长官维克托·贝拉什的作品。还在较小程度上，信息来自马赫诺的妻子加利娜·库兹门科（Galina Kuzmenko）和马赫诺派情报局局长列夫·戈利克（Lev Golik）的日记，以及马赫诺派参与者奥西普·特斯布里（Osip Tsebry）和阿列克谢·丘本科（Alexei Chubenko）的回忆录。 第三章将主要从俄罗斯门诺教派回忆录格——哈格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迪特里希·纽菲尔德（Dietrich Neufeld）、格哈德·洛伦兹（Gerhard Lohrenz）和大卫·G·雷佩尔（David G. Rempel）的琐碎回忆录中呈现门诺教派的视角。俄罗斯门诺教派历史学家维克托·彼得斯（Victor Peters）的档案中发现的信件也被用来补充上述回忆录，我还广泛使用了Molochnaia定居点报纸 ”Friedensstimme”来呈现第一手的和平主义观点。最后，为了呈现乌克兰门诺教派聚居地的历史背景，我依赖于詹姆斯·厄里（James Urry）的工作，他专门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俄罗斯门诺教派文化。其他重要的第二来源包括约翰·B·托夫斯（John B. Toews）和劳伦斯·克利彭斯坦（Lawrence… Lire la suite 记忆中的马赫诺：门诺教派和马赫诺主义者对1917-1921年乌克 Makhno and memonites

作者：内斯特.马赫诺 针对乌克兰犹太人定居点频频遭到马赫诺部队的反犹太主义和大屠杀的迫害的指控，内斯特马赫诺开始向犹太媒体和社会发出一系列呼吁，要求提供可核实的信息。 犹太公民！我在法国自由主义报纸LeLibertaire上发表的第一篇“呼吁犹太人”中，我询问了一些犹太人，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像Yanovsky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说我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并把乌克兰农民的解放运动称为我所领导的反犹太人运动，请听我详细叙述具体的事实，而不是某些人空洞地喋喋不休的污蔑：我或是上述运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犯下这种罪行的？ 我认为犹太人们会回应我的“呼吁”，因为人们急于向文明世界披露这些所谓的黑卫军在乌克兰屠杀犹太人的真相，或者说，他们可能会试图把关于我和马赫诺运动的可耻污蔑立在相当真实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他们让我参与其中，并向公众公布。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注意到有犹太人提出的确切的指控证据。迄今为止，新闻界普遍认为，包括我本人和我领导的造反运动在内的某些犹太无政府主义机构，是最无耻的谎言产出机和某些政治投机者及其雇员的粗俗产物。然而，由犹太工人组成的革命战斗部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诽谤者的卑鄙使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一向不把它当回事。如果犹太公民注意到我对约瑟夫·凯塞尔笔下的悲剧只字未提，这部小说的题目是《马赫诺和他的犹太人》，这是一部基于对我本人以及与我有组织和理论联系的运动的错误信息而写的小说。他们可以确定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一位名叫Gerassimenko的上校，最近被捷克法院判定为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间谍，凯塞尔的书中有布尔什维克的这一个卑鄙小人，这一嘲讽的核心被揭开了。 这部中篇小说也是根据一位资产阶级记者阿尔巴托夫的文章改编的，阿尔巴托夫毫不羞耻地认为我对一群“表演矮人”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当然，这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发明。 在他的小说中，凯塞尔简单地用谎言来描述我，他试图用这样一种歪曲的手法来描述我，至少在那些他从Gerassimenko和阿尔巴托夫的作品中借来的段落中，他应该说出他的来源！在这部小说中，谎言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来源不一致，沉默是我唯一的回应。 我对来自犹太舆论的诽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诽谤试图给他们的同志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认真审查了针对乌克兰犹太人的卑鄙和令人骇人听闻的不公正行为，这些舆论试图谴责这些行为的实施者。 不久前，其中一个总部设在苏联的社团，出版了一本书，附有照片，描述了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这本书是根据奥斯特罗夫斯收集的材料写成的，这本书显然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污蔑。在这份“历史”文件中，没有提到1920年5月第一红军骑兵师从高加索经过乌克兰时所进行的反犹太大屠杀。相比之下，确实提到了一些大屠杀，并在旁边印上了马赫诺运动叛乱分子的照片，一方面不清楚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而且事实上，他们甚至都不是马赫诺运动分子，正如这张照片所示，在一面黑旗后面显示的是“正在行动的马赫诺起义分子”：这是一张与大屠杀毫无关联的照片，事实上，不少图片尤其是根本没有显示出马赫诺分子。 一个更重要的误传，针对我自己和马克诺维斯克一样，可以看到照片显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街道，据称是在1919年夏天马克诺维斯克举行的一次大屠杀被记录。这个可恶的谎言在负责出版的犹太舆论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在乌克兰，众所周知，在当时，马赫诺运动军队远离该地区：它已经退回乌克兰西部。事实上，1919年2月至6月，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直在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下，然后一直在邓尼金白军手中，直到秋天。 有了这些文件，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犹太舆论对我和马赫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找不到文件证据来指控我们——为了它的赞助者的利益——污蔑我们进行反犹太大屠杀，它公然伪造与我或与我无关的叛乱运动的证据。当它复制一张照片时，其背信弃义的做法更加明显——“马赫诺，一个‘和平’的公民”，而事实上，所展示的人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国际犹太社会表明我的立场，以提请注意某些犹太协会在对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下，在对我个人以及我领导的造反运动进行反犹太大屠杀的污蔑和撒谎。国际犹太人的舆论必须认真审查这些声名狼藉的指控的实质，因为在所有人看来，兜售这些胡言乱语几乎不是确定乌克兰犹太人口所受苦难的真相的最佳方式，而不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谎言只会完全歪曲历史。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6278848